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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《周易》的史学精神

2001-02-20 来源:光明日报 吴怀祺 我有话说

《周易》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,形成易学体系,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变化。在史学史上,先进史学家吸收《周易》中的思想精粹,写出光照千古的史学著作,形成有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,从而在古代中世纪的世界上,显示出中国史学的独特光彩。

中国史学还在童年时代就和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先秦时期史官精通《周易》,在以史解易中,显示出他们的深邃的历史眼光,促进了史学思想进步,同时又对于易学体系形成做出了贡献。其后,历代大史学家多数都有深厚的易学素养。“受《易》于杨何”是司马迁家学的渊源之一。司马迁看重《周易》的变化思想,称“《易》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,故长于变”。《汉书》则反映出班固深厚的易学根基,孟(喜)京(房)之《易》在《汉书》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。《后汉纪》的作者袁宏援玄解史,以《易》理论史,也很有特色。宋代欧阳修是大史学家,也是重要的易学家,他的《易童子问》在易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司马光的《温公易说》是易学史上的重要著作,而他的易学思想与史学研究又密不可分,二者皆为涑水学术不可分离的部分,“如果不了解司马光的易学,便无从了解他的史学,反过来说也一样,如果不了解他的史学,便无从了解他的易学。”(余敦康:《内圣外王的贯通》,第52页)元明时期的史学家在易学上也多有建树,特别是王夫之,把易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,谈天人之际,说历史的兴亡之理,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他的《读通鉴论》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是十分重要的著作。没有王夫之的易学,其史论也就失去了基础;同样,没有王夫之的史论,其易学也失去了光泽。清人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开篇便是《易教上》、《易教中》与《易教下》,他的“《易》象包《六艺》”的观点,成为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理论说明。由此可见,《周易》对中国古代史家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,而《周易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。

———《周易》的通变思想对古代史学影响至深至巨。《周易》富有辩证法的运动观是通变思想,又称变通思想。《周易》作者“仰以观于天文,俯以察于地理”,观察自然社会变动,意识到宇宙是永远在运动变化中。从《乾》、《坤》到《既济》、《未济》是一个体系,每卦的上、下卦又为相互联系的体系。卦与卦、爻与爻,相互作用相互影响;吉凶悔吝进退存亡的不同结局,是卦体、爻位不同以及卦与卦、爻与爻相互作用造成的,因而是有条件的。据此,《周易》作者把社会变化理解成盛衰变动,形成富有特色的通变史学思想。通变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的重要影响首先是注意把“天”与“人”联系起来,研究社会历史,用司马迁的话来说,是“究天人之际”。司马迁写史,要“通古今之变”,也就是通古今盛衰之变。《周易》中的“承弊易变,使民不倦”的思想,成为《史记》论述社会变革着眼点。

———《周易》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影响了古代史学。《周易》强调了历史兴衰变动中的人事作用,如它所指出的“履霜坚冰至”、“开国承家,小人勿用”、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等思想都是对历史的深刻认识;而《周易》所提出的“贵而无位,高而无民,贤人在下位而无辅,是以动而有悔”的思想则说明它还包含着重民思想;“天地革而四时成;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革之时大矣哉”、“易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等思想则又是对社会变革的充分肯定;“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乱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”的认识则表现出见盛观衰的史学思想。《周易》的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优秀遗产,对古代史学的影响尤大。

———《周易》的思维方式对史学的影响。易学的思维方式十分丰富,有形式逻辑思维、辩证思维、直观思维、形象思维等,但最突出的是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。郭沫若把《周易》的辩证思维概括为三个定式,这就是:“天下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”;“阴疑于阳必战”;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。(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·第一编第二章》)这一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学,从而也使古代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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